IFCE视点 | 新型电力系统 “十五五”:不能让新设备运行在旧机制上

《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全国电力总装机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达到65%、发电量占比达到50%,全国电力供应充裕度大于1.1,实现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高水平消纳;西电东送规模超过4.2亿千瓦,配电网承载分布式新能源能力达到9亿千瓦,新型储能达到3亿千瓦,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超过5000万千瓦,市场交易电量占比达到70%,充电基础设施超过4000万个。
这组指标描绘的不是传统电力系统的简单扩容,而是一次系统运行逻辑的转换。过去的电力系统以大型电源、单向输电和用户被动用电为基本特征,核心任务是建设足够的电源和电网,保障电量供应。未来的电力系统则将面对高度波动的新能源、双向流动的配电网、数量庞大的储能和电动汽车,以及能够主动调节负荷的用户。电源、电网、负荷和储能之间的边界正在发生变化,电力系统也由少数大型主体参与,逐步转变为大量分布式资源共同运行的复杂体系。
但物理系统发生变化,并不意味着运行机制会自动改变。新能源按照天气出力,安全评价却仍可能偏重装机规模;储能和虚拟电厂承担调节责任,收益机制却仍不稳定;跨区大电网已经形成,各地保供仍可能强调省内自我平衡;用户既发电又用电,网络费用和备用责任却仍沿用传统单向供电规则。如果这些错配不能得到纠正,新设备越多,旧机制所造成的低效、重复投资和成本转移也可能越突出。
因此,“十五五”建设新型电力系统,真正需要突破的并不只是设备和技术,而是可靠容量认定、系统成本核算、调节资源定价、主配微协同和全国市场运行等一整套机制。
到2030年,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占比将达到65%,发电量占比达到50%。这意味着非化石能源不仅是装机主体,也将开始成为电量供应主体。与此同时,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将由2025年的30%提高至35%,工业、交通、建筑和居民生活领域的电气化仍将带来持续增长的用电需求。由此形成的新矛盾是:新能源提供的电量越来越多,但系统对可靠容量的需求并不会相应消失。
《规划》设置的16项主要发展指标中,15项是预期性指标,只有全国电力供应充裕度是约束性指标,要求到2030年大于1.1。 这说明,在新能源快速增长的同时,保障关键时段供电仍是必须守住的底线。但供应充裕度不能简单按照总装机计算。风电、光伏在晚高峰和极端天气下能够提供多少出力,取决于资源条件;储能能否顶峰,取决于持续时长和荷电状态;水电受到来水情况影响;跨省输电能否计入保供能力,也要看送端是否同时具有富余电力。
如果没有统一的可靠容量认定标准,各地最容易采取的办法,就是增加煤电、气电和储能。账面装机上去了,但这些容量在极端高温、寒潮、连续低风弱光等情景下能否兑现,并没有得到严格检验。这还可能形成新的投资冲动。一些产业园区、算力设施和重大项目尚未形成实际负荷,地方便依据远期意向提前建设配套电源和电网。一旦项目延期、规模缩水或者用电需求低于预期,沉没成本最终仍可能通过输配电价、容量补偿或其他方式由社会承担。
“十五五”期间,应当建立分地区、分季节、分情景的可靠容量认定制度,将煤电、气电、水电、风电、光伏、储能、跨省互济和需求响应,按照关键时段的实际可用能力进行折算。供应充裕度也不应只公布全国平均值,而应通过区域压力测试,公开不同极端情景下的供电缺口、可调用资源和跨区支援条件。
电力基础设施可以适度超前,但“适度超前”必须建立在真实负荷、分阶段建设和滚动调整基础上。安全冗余必须是能够在关键时刻兑现的可靠能力,而不是低利用率资产的简单累积。
《规划》提出,全国新能源利用率保持在90%左右,并根据新能源渗透率、资源条件、电网网架、调节能力和负荷增长,将不同地区划分为利用率原则上不低于95%、90%和85%三档;新能源消纳评估也将由单一利用率指标转向综合评价,并建立“规划—建设—并网—消纳”全周期监测预警机制。
分地区设定利用率目标,是从追求极高消纳率向兼顾系统经济性转变的一项务实调整。随着新能源规模持续扩大,为了消纳最后几个百分点的电量,可能需要建设成本较高的输电、储能和备用设施。如果减少一千瓦时弃电所付出的系统成本明显高于这部分电量的价值,片面追求接近百分之百的利用率,并不符合整体经济性。
但分档管理也可能被误读。一些地区可能把85%的利用率下限理解为继续扩大新能源装机的空间,在负荷、电网和调节资源尚未落实的情况下提前透支系统承载能力。特别是新能源就近消纳新业态项目的弃电不纳入利用率统计,更需要防止通过统计口径变化掩盖项目实际运行效率。
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当前新能源项目经济性与系统经济性之间仍然存在明显差异。发电企业主要计算土地、设备、建设、融资和运维形成的项目度电成本;但配套电网扩容、跨区输电、储能、备用容量、辅助服务以及弃电治理成本,往往由电网和整个电力系统承担。结果可能是,项目端的绿电报价越来越低,系统端为接纳这些电量付出的成本却持续上升。低成本新能源,并不自动等于低成本电力系统。
“十五五”期间,应在新能源项目成本之外建立一笔公开透明的“系统成本账”。地方新能源开发方案不能只公布新增多少装机,还应同步说明需要新增多少主网、配电网和调节资源,预计产生多少弃电,减少弃电的边际成本是多少,以及相关成本最终由项目开发商、电网企业、财政还是电力用户承担。
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零碳园区等新业态同样不能只计算低价绿电收益。《规划》要求提升这些新业态的自平衡、自调节能力,并加强其与公共电网规划的统筹协调。 这意味着,项目不仅要说明使用了多少绿电,也必须说明在新能源低出力时段需要公共电网提供多少备用、调频和事故支援。
如果一个项目在新能源充足时减少公共电网购电,在新能源不足时又依赖公共系统保供,却不承担相应的网络和备用成本,就会形成“收益内部化、成本社会化”。解决这一问题,不能长期依赖项目逐一谈判,而应建立统一透明的接网费用、网络使用费、备用责任和辅助服务成本分担规则。今后评价新能源是否真正具有经济性,不能只看发电侧报价,而应逐步公布单位新增绿电的系统综合成本。
到2030年,新型储能规模将由2025年的1.36亿千瓦提高至3亿千瓦,其中可承担顶峰保供作用的电网侧独立新型储能达到1.4亿千瓦,等效顶峰时长力争达到4小时;虚拟电厂最大调节能力将由1685万千瓦提高至5000万千瓦以上,车网互动聚合可调充电规模力争达到5000万千瓦。与此同时,全国充电基础设施将由2025年的2009万个增加至4000万个以上,并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
这意味着,未来电力系统的调节资源将不再只来自传统电厂。储能、虚拟电厂、工业负荷、商业建筑和电动汽车,都可能成为电力系统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数千万个充电设施接入电网后,电动汽车既可能形成新的高峰负荷,也可能通过有序充电和车网互动成为规模巨大的分布式调节资源。
但新型资源能否真正发挥作用,不能只看建设数量和平台接入规模。储能的系统价值不仅取决于功率,还取决于能量容量、持续时长、可用率、充放电效率、设备衰减、并网位置和实际调用频率。虚拟电厂接入了多少负荷,不等于电网紧张时能够稳定调用多少负荷。充电桩数量增加,也不意味着这些设施已经具备有序充电和双向互动能力。如果储能继续主要按照新能源装机比例机械配置,3亿千瓦目标很容易被转化为一轮设备采购任务。项目建成和验收并不困难,真正困难的是谁来调用、何时调用、如何获得稳定收益,以及长期低效运行后如何处理。
储能政策应从“建设导向”转向“交付导向”。规划和统计应同时公布功率和能量指标,考核项目能够连续支撑多长时间,而不能只统计多少千瓦。固定比例配储应逐步让位于区域系统需求评估,由负荷曲线、新能源出力、网架条件和已有调节资源决定实际需求。储能获得容量补偿和辅助服务收入,也必须与可用率、持续放电时长、关键时段出力和年度调用情况挂钩。长期无法调用或达不到承诺性能的项目,不应仅凭已经建成而持续获得补偿。
虚拟电厂同样需要把注册容量、接入容量、可调用容量和实际交付容量分开披露,建立统一的负荷基线、计量核验和违约机制。电动汽车参与车网互动,也要明确用户授权、电池损耗补偿、调度边界和数据安全责任,不能把系统调节责任简单转移给车主。
煤电也应接受相同的绩效约束。《规划》提出推动煤电向支撑调节性电源转型,完善煤电容量电价机制。 但容量补偿不能成为所有煤电机组长期生存的保护机制,应与机组可用率、调峰深度、响应速度、能耗水平和关键时段贡献挂钩。
煤电、气电、储能、虚拟电厂和需求响应技术形态不同,但如果提供的是同一种容量或调节服务,就应尽可能按照统一、技术中性的标准竞争。新型电力系统不能继续奖励“接入了多少容量”,而应奖励“关键时刻交付了多少能力”。
《规划》提出,到2030年西电东送规模由3.4亿千瓦提高至4.2亿千瓦以上,配电网承载分布式新能源能力由5亿千瓦提高至9亿千瓦,并构建主网、配电网和微电网协调发展的新型电网。
这两个指标代表了新型电网建设的两个方向。一方面,通过大型新能源基地和跨省跨区输电通道,解决新能源资源与负荷中心之间的空间错配;另一方面,通过配电网、智能微电网和用户侧资源,推动分布式新能源就近接入和消纳。
过去谈论新能源消纳,更多关注特高压和跨区输电等“大动脉”。但未来能源转型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县域、园区、社区和用户侧,配电网将同时承担分布式光伏接入、储能调度、充电设施供电、虚拟电厂聚合和双向潮流管理等多重任务。如果配电网仍然按照传统单向供电模式规划和运行,即使分布式新能源项目能够建成,也可能在接网和消纳环节遭遇“最后一公里”约束。
因此,配电网投资不能继续被视为主网建设的附属部分。应建立与分布式新能源、充电设施和园区负荷增长相匹配的配电网滚动规划,对接网受限、反向潮流超限和供电能力不足地区形成公开透明的容量信息,避免项目取得开发资格后才发现无法接入。
智能微电网也需要明确与公共电网之间的物理边界、调度边界和责任边界。《规划》提出推动多场景智能微电网建设,并明确与公共电网的物理和责任边界。 这意味着微电网既不能被简单视为普通电力用户,也不能因为具有一定自平衡能力,就免于承担公共系统支撑责任。
跨区输电同样不能只看通道建成规模。西电东送超过4.2亿千瓦,并不自动等于跨区资源配置效率提高。通道能否充分利用,取决于送端电源结构、受端市场需求、区域价格信号和省间交易规则。如果各省仍然强调本地电源利用率、本地税收和省内自我平衡,跨区通道越建越多,各地备用煤电和储能也可能越建越多。物理网络实现了互联,经济运行仍然相对分割。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的价值,不只是把市场交易电量占比由64%提高到70%,而是通过真实反映电力的时间价值、空间价值、调节价值和可靠容量价值,减少全国范围内不必要的重复投资。为此,应公开跨省通道利用率、尖峰时段支援能力、输电阻塞原因和非市场化限送情况,并将可靠的省间互济能力有条件地纳入各省供应充裕度评价。一个省能够通过长期合同、区域市场和应急支援获得可靠电力,就不应继续按照完全封闭的自我平衡模式配置全部备用容量。新型电网不能只是“主网更强”,而必须实现主网、配电网和微电网之间的能力协同、责任协同和市场协同。
《规划》提出了一套覆盖电源、电网、供需互动、系统调节、市场改革和民生服务的指标体系。它为未来五年的建设确定了方向,但规划指标大多反映规模、比例和能力上限,还不能完全回答这些资产建成以后是否被高效利用。例如,新型储能达到3亿千瓦,并不能说明实际顶峰能力有多大;虚拟电厂达到5000万千瓦,也不能说明调度时能够交付多少;市场交易电量占比达到70%,不等于价格机制已经能够真实反映供需和阻塞;配电网承载能力达到9亿千瓦,也不等于所有地区都不存在接网瓶颈。
因此,“十五五”新型电力系统建设不能只形成一张建设清单,还应建立一套与规划指标相对应的运行结果评价体系。
首先,应公布单位新增绿电的系统综合成本。除发电成本外,还应纳入接网、输电、储能、备用、辅助服务和弃电治理成本,避免只看到项目端成本下降,而忽视系统端成本上升。
其次,应公布关键时段的可靠容量。不再以总装机简单代表安全能力,而是评估极端天气和尖峰负荷条件下,各类资源能够实际提供多少容量。
再次,应公布储能、虚拟电厂、需求响应和车网互动的实际交付率,包括调用次数、持续时间、可用率、履约率和顶峰贡献,防止接入容量与真实能力之间出现过大差距。
同时,还应公布跨省资源配置效率和配电网接入效率。前者应包括通道利用率、尖峰互济能力和非市场化阻塞情况;后者应包括分布式新能源接网周期、受限区域、配电网利用率和新增投资效果。
在此基础上,还要建立必要的滚动纠偏机制。规划负荷长期没有兑现的,应调整配套电网和电源建设节奏;储能和虚拟电厂实际能力明显低于申报值的,应重新核定可用容量;缺乏可靠性和调节价值的低效机组,不应无限期依靠容量机制维持收益;长期存在严重阻塞或利用率偏低的输电工程,也应重新评估后续建设安排。这并不是否定项目建设,而是要求建设决策与运行结果形成闭环。过去的电力规划主要解决“够不够”的问题,新型电力系统还必须回答“好不好、值不值、能不能真正调用”。
到2030年,54亿千瓦总装机、50%的非化石能源发电量占比、4.2亿千瓦以上西电东送能力、9亿千瓦配电网承载能力、3亿千瓦新型储能和4000万个以上充电设施,将形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结构最复杂的电力系统之一。但设备规模越大,越不能依赖粗放的规划、补偿和考核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