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聚变能源领域，最容易引起误判的数字，除了聚变增益，可能就是融资规模。欧洲聚变能源组织（Fusion for Energy，F4E）聚变观察站统计，2022—2025年，中国、美国、欧盟、日本和英国五个主要参与方共动员或正式承诺约203.5亿欧元聚变资金。如果加上另行统计的14亿欧元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现金贡献，按资金来源计算的总额约为217.5亿欧元。美国以73.8亿欧元居首，中国以69.4亿欧元紧随其后，欧盟、英国和日本分别为33.4亿、14.9亿和12.1亿欧元。单看总量，全球聚变融资似乎已经形成中美明显领先、欧盟居中、英国和日本规模较小的格局。但F4E报告真正值得关注的，并不是谁投入的钱最多，而是资金来自哪里、通过什么渠道进入科研与产业体系、由谁承担技术风险，以及未来可能形成怎样的知识产权和产业所有权结构。美国与中国的资金总量接近，却代表两种明显不同的发展模式：美国以庞大的公共科研体系作为技术底座，由大量私人企业和风险资本展开多路线竞争；中国则通过国家战略、科研机构、国有资本和产业化平台，把相当一部分公共资金直接导向承担商业化任务的主体。这不是简单的“市场投资”与“政府投资”之分，而是两种不同的技术组织、风险配置和产业形成路径。01203.5亿欧元不是统一口径下的实际支出理解五方资金规模，首先必须明确F4E的统计边界。图1左图展示公共资金与私人资本构成，右图展示五方占203.5亿欧元主体数据的比例。报告中的203.5亿欧元，是2022—2025年识别出的“已动员或正式承诺”资金，不是按照统一会计准则核算的实际现金支出。其构成包括政府预算和项目承诺、公共采购、国有或国家支持企业的资本金、ITER实物贡献，以及聚变企业公开披露的私人融资。五方的预算制度、企业资本结构和信息公开程度并不相同。因此，这组数据适合用来比较融资规模和资金结构，却不能直接回答“已经花了多少钱”“每欧元产生了多少技术成果”，也不能据此判断哪个国家距离商业聚变发电更近。F4E明确指出，这些数据不直接衡量项目效率、技术成熟度和商业成功概率。报告将资金划分为四类主要渠道。“公共对公共”资金，是政府向国家实验室、公共研究机构、高校和政府机构提供的经费；“公共对商业实体”资金，是通过补贴、合同、里程碑付款或国有资本等方式支持企业和商业化平台；ITER实物贡献，是成员方通过本国机构和供应商为ITER采购设备、系统和服务；私人资本，则是聚变企业从私人投资者获得的股权融资等外部资金。这些资金虽然都被纳入聚变投入，却具有不同的经济含义。向国家实验室拨款，主要用于维持长期科研能力；向企业支付里程碑资金，强调按阶段降低技术风险；设立大额注册资本的国有产业平台，体现国家对未来产业组织的长期承诺；风险投资进入初创企业，则意味着投资者承担较高技术和市场风险，并期待未来股权回报。ITER现金贡献又与实物贡献不同。现金贡献直接汇入ITER组织，用于其集中管理的活动，资金最终流向哪些国家和企业难以从公开资料中准确还原，因此F4E将其从203.5亿欧元主体数据中单独列示。图1 2022—2025年五个主要参与方聚变资金规模及占比注：公共资金包括ITER实物贡献；ITER现金贡献另行统计，未计入203.5亿欧元主体数据。
资料来源：F4E Fusion Observatory, Global Fusion Energy Trends, Figure 2.1, p.18。从总体结构看，五方公共资金约159亿欧元，占78%；私人资本约44.5亿欧元，占22%。私人聚变企业虽然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但全球聚变发展仍主要由国家承担资金和技术风险。这一结构与聚变能源目前的技术阶段相吻合。聚变装置投资巨大、研发周期漫长，材料寿命、氚燃料循环、热量导出、远程维护和稳定发电等问题仍未完成系统验证，短期内难以形成持续经营收入。私人资本可以支持企业加快迭代，但基础科学、大型试验设施和长期工程验证仍离不开公共投入。02中美资金总量接近，流向却形成鲜明对照美国73.8亿欧元和中国69.4亿欧元的资金总量相差不大，但内部结构明显不同。图2分别列示公共科研与公共机构投入、对商业实体的公共支持、私人资本和ITER实物贡献，并在主体柱状图下方单独列出ITER现金贡献。该图是理解中美资金模式差异的核心图表。美国公共资金约49.7亿欧元，私人资本约24.1亿欧元；中国公共资金约54.5亿欧元，私人资本约15亿欧元。美国聚变企业获得的私人资本占五方私人融资总额的54%，而中国拥有五方中最大的公共资金池。更重要的差异在于公共资金的流向。美国约48.5亿欧元公共资金流向国家实验室、高校、公共科研计划及ITER实物采购，直接支持商业企业的公共资金约1.2亿欧元，仅占美国公共资金约2%。中国约54.5亿欧元公共资金中，约37.3亿欧元被F4E归类为对商业实体的公共支持，占包括ITER实物贡献在内的公共资金约68%；如果剔除ITER实物贡献，则约占中国国内公共资金的74%。美国模式的重点，是由政府维持科研底座和公共设施，再由私人资本支持企业竞争；中国则把更多公共资本直接用于建立和扩充承担产业化任务的商业主体。这种差异并不意味着美国政府不支持产业化，也不意味着中国没有私人资本参与。美国通过里程碑聚变发展计划、创新网络用户设施计划（INFUSE）和FIRE协作机制，为企业提供有限资金和国家实验室能力；中国除国家支持的产业平台外，也拥有能量奇点、新奥和星环聚能等私人资本支持的聚变企业。真正的区别在于，政府在产业形成过程中扮演的角色不同：美国政府更多承担基础研究、设施开放和早期技术风险降低；中国政府不仅建设科研基础，还直接参与商业化主体的资本形成和工程组织。图2 五个主要参与方聚变资金来源与流向结构资料来源：F4E Fusion Observatory, Global Fusion Energy Trends, Figure 2.2, p.19。03美国模式：公共科研托底，私人资本筛选技术路线美国拥有五方中规模最大的私人聚变生态。F4E统计的42家美国聚变初创企业，在2022—2025年获得约24.1亿欧元私人资本，占五方私人资本总量的一半以上。与此同时，美国公共资金主要投入国家实验室、高校和基础科研设施，形成由公共科研提供底层能力、私人企业探索商业路线的基本结构。这一模式首先带来了技术路线多元化。美国私人资本同时支持高场托卡马克、场反位形、Z箍缩、惯性约束、仿星器、磁镜和其他替代概念。国家不需要在早期完全押注某一种方案，而是通过多个企业和多轮融资进行持续筛选。其次，企业必须较早考虑装置尺寸、制造成本、建设周期、许可路径和潜在客户。聚变研发由此不再只围绕等离子体物理指标展开，而是更早进入项目交付和商业需求框架。微软与Helion、谷歌与Commonwealth Fusion Systems（CFS）之间的安排，是这种市场导向的代表。报告列举的目标包括：微软计划从Helion获得50兆瓦电力，目标时间为2028年；谷歌计划从CFS获得200兆瓦聚变电力，目标时间为2030年代初。但这些安排并不意味着聚变电力已经形成稳定市场。相关设施尚未实现商业供电，协议仍以项目和技术按期实现为前提，不能作为成熟电价、可靠交付能力或商业准备度的证明。F4E将其视为潜在客户兴趣和未来项目融资信号，而不是商业聚变已经成立的证据。美国模式的风险也来自其分散性。大量企业仍处于技术验证、装置设计、选址或融资阶段。私人资本能够迅速支持有吸引力的路线，也可能在项目延误、融资环境变化或关键节点未达到时迅速收缩。美国32个运行、在建和规划装置中，18个仍处于规划阶段。其核心挑战不是缺少项目，而是如何把庞大而分散的企业管线转化为实际运行的装置、稳定的供应链和可以复制的工程能力。04中国模式：公共资本直接塑造产业化平台中国聚变融资结构最突出的特征，是相当一部分公共资金不是停留在科研机构内部，而是用于资本化承担产业化任务的商业主体。F4E报告重点列出两家国家支持的平台：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和聚变新能。中国聚变能源有限公司于2025年7月成立，是中国核工业集团旗下全资国有企业，注册资本150亿元人民币，按报告汇率折算约19亿欧元；聚变新能则主要由中央和安徽省相关国有资本支持，报告估算其注册资本也接近19亿欧元。两家主体构成中国“公共资金支持商业实体”估算中的主要部分。但注册资本不能直接等同于实缴资金、实际支出或2022—2025年已经部署的工程投资。F4E因此把这些数据解释为国家支持商业化平台的预期规模，而不是与政府科研预算或企业已完成融资完全同质的现金流。除商业平台资本外，中国约17.2亿欧元公共资金流向中国科学院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核工业西南物理研究院、高校、国家实验室体系及ITER相关活动；中国境内聚变企业在2022—2025年获得的私人资本约15亿欧元，主要来自能量奇点、新奥和星环聚能等企业。由此形成的并不是完全由政府包办的单一体系，而是公共科研机构、国家支持的产业平台和私人资本企业并行发展，但国家规划与重大工程路线处于主导位置。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资源组织和工程协调。聚变装置涉及超导磁体、真空系统、第一壁、增殖包层、偏滤器、氚处理、热量导出和远程维护等大量相互依赖的技术，单一初创企业很难独立掌握全部能力。国家支持的平台可以把科研院所、核工业企业、电力企业和装备制造商组织到同一工程体系中，并为周期较长的项目提供较稳定的资本来源。与此同时，集中投入也必须接受工程结果检验。注册资本规模和国家规划能够表明产业意图，却不能自动证明技术路线、项目管理和成本控制已经成熟。中国模式能否显示出更高效率，最终取决于资金是否转化为按期建设的设施、可重复的实验结果、经过验证的关键部件和稳定的供应链，而不是资本规模本身。图3为中美两国比较规模雷达图，包含公共资金、私人资本、专利、论文和活跃装置指标，可以直观显示中国的公共资金与专利规模优势，以及美国的私人资本、论文和活跃装置优势，但不衡量技术质量、投资效率或商业成熟度。图3 中国与美国聚变能源资金及能力结构比较中国美国资料来源：F4E Fusion Observatory, Global Fusion Energy Trends, pp.7, 15。05欧盟、日本和英国：同为公共主导，组织方式并不相同中美最受关注，但欧盟、日本和英国体现了公共资金主导下的另外三种路径。欧盟33.4亿欧元资金中，公共资金约29.9亿欧元，私人资本约3.4亿欧元。其最显著特征是，2022—2025年由F4E管理的ITER实物采购达到21.2亿欧元，接近欧盟识别资金总额的三分之二。欧盟非ITER公共资金约8.77亿欧元，其中包括对EUROfusion的支持和约2.36亿欧元对商业主体的公共支持。欧洲并不缺少实验室和工业企业，但私人资本规模明显小于美国。2022—2025年欧盟聚变企业获得的私人资本约为美国的14%。这意味着欧洲商业项目即使由私人企业提出，往往仍需要政府和地区公共资本共同融资。欧盟模式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ITER和成员国科研网络形成的技术与供应链能力，转化为能够快速扩张的商业企业。日本约12.1亿欧元资金中，公共资金约10.7亿欧元，私人资本约1.38亿欧元。约92%的公共资金流向量子科学技术研究开发机构（QST）、核融合科学研究所（NIFS）等公共体系，对商业企业的公共支持规模仍较小。日本正在通过“登月目标10”、中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和J-Fusion产业组织扩大商业参与，但其基本结构仍是公共科研体系支撑下的产业政策转型。英国约14.9亿欧元资金中，公共资金约14.2亿欧元，私人资本仅7000万欧元，是五方私人资本规模最小的一方。资金高度集中于英国原子能管理局和STEP原型电站，形成由单一国家旗舰工程带动科研、设施、人才和供应链的模式。由此看，欧盟是ITER和成员国网络驱动，日本是公共科研基础上的产业转型，英国则是国家旗舰项目牵引。三方都以公共资金为主，但风险组织和产业化方式并不相同。06融资能否沉淀为供应链，才是更重要的检验聚变资金的产业价值，最终不体现在宣布的总额，而在于是否形成装置、技术、人才和供应链能力。ITER提供了一个重要观察窗口。自2007年以来，F4E通过1400多份合同，向欧洲聚变供应链投入超过70亿欧元，涉及至少2700家企业和75家研发机构，覆盖超导磁体、真空系统、核设施建筑、燃料循环和远程维护等领域。美国同期也通过ITER实物贡献向本国供应链投入约16亿欧元，动员46个州的800多家企业、实验室和高校，承担中央螺线管、超导电缆和诊断系统等12个ITER系统。英国试图通过STEP形成类似的供应链牵引作用。截至2026年1月，STEP已接触813家供应商，其中约84%位于英国，并通过401份合同形成约1.26亿欧元累计产业支出，其中约1.06亿欧元留在英国经济体系内。需要注意，这些STEP数据涉及2022—2025年主体比较期之外的资金承诺和支出，不能与五方融资总额直接相加。私人聚变企业对供应链的投入也在上升。聚变工业协会参与调查的企业报告，2023年供应链投入约2.5亿美元，2024年增至4.34亿美元，2025年达到5.38亿美元，三年累计约12.2亿美元。由于只有约一半的全球私人聚变企业提交数据，这一数字应视为已披露的最低规模，而且现有资料不能准确判断其在各国之间的分布。这些案例说明，资金只有通过采购、测试和项目建设进入企业，才会逐步转化为制造工艺、质量体系、专业人员和交付经验。对于聚变这种复杂工程技术，供应链能力可能比某一轮融资规模更能反映产业化基础。结语：两种模式都尚未通过最终检验中美聚变融资模式体现了两种不同的产业形成逻辑。美国以公共科研体系为底座，通过风险资本和多家私人企业进行技术筛选。其优势是创新主体多、技术路线广、市场需求进入较早；约束是项目分散、融资连续性存在不确定性，大量项目仍处于规划或早期验证阶段。中国则通过国家战略和公共资本直接塑造产业化平台，将科研机构、国有企业和商业主体纳入相对协调的工程体系。其优势是资源集中、长期资本能力和工程组织能力较强；其实际成效仍需由装置建设、关键技术验证、供应链交付和成本表现证明。F4E没有判断哪一种模式必然胜出。不同融资架构只是以不同方式分配技术风险、财务风险和未来所有权，现在仍然过早判断哪种模式最有效。真正的分水岭正在从“筹集了多少资金”转向“资金形成了什么能力”。下一阶段需要观察的，不再只是新的预算、融资轮次和产业平台，而是这些投入能否转化为运行设施、经过验证的技术节点、稳定的工业供应链、可信的工程时间表，以及最终具有经济可行性的聚变能源系统。203.5亿欧元证明，聚变已经成为国家战略和资本市场高度关注的技术领域；但在装置实现稳定运行和实际发电之前，这仍然是一场以长期投入换取工程可能性的竞争。GCNR原创文章 转载请注明来源全球聚变产业化竞赛八个关键问题① | 全球聚变能源竞争进入新阶段：中美欧日英正在争夺什么？2026全球碳定价体系 ③ | 碳价走出国境：CBAM、工业扩围与国际贸易规则正在如何改变2026全球新能源趋势③ | 205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占比66%：全球电源结构将发生什么变化？全球氢能产业观察② ·需求篇 | 全球氢需求突破1亿吨：增长为何仍由传统工业主导？东南亚能源转型研究① | 全球能源增长的新中心：东南亚能源体系的现实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