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奧特．哈裏斯：加快能源轉型——我們能做些什麽？
人民政协网澳门11月21日电 11月20日，第八届国际清洁能源论坛在澳门开幕。联合国经济发展助理秘书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埃利奥特．哈里斯在开幕式上致辞。他表示，未来能源政策走向应更稳定在推动投资向可再生能源的转移。
他提到，在世界上很多地区，向低碳型经济的转型正在顺利进行。清洁可再生能源技术日趋成熟，成本不断下降，与长久以来占主导地位的化石能源相比，即使在没有政策支持的情况下也极具竞争力。此外，为这些新能源技术开展投融资的市场结构已开始出现。
同样重要的是，新能源技术成本下降和可扩展性使分布式离网电力解决方案成为可能，在此之前只有大规模基于电网的电力供应，成本极高且实施速度极慢。在一些发展中国家，新能源技术的引入第一次使得电力供应成为普惠的、负担得起的能源。
在风能和光伏太阳能的带动下，可再生能源产量在2018年增加了8%。连续第四年，新能源装机容量超过了化石能源与核电的总和，新能源目前已超过全球电力供应的1/3。
在连续3年下降后，2018年全球能源投资相对平稳，超过1.8万亿美元。即便调整至2018成本基准，可再生能源投资比2010年增加了55%。能效投资相对稳定，由于部分节能产品，如LEDs、电动汽车价格持续下降，大部分能效相关投资已具有投资效益，投资回收期缩短。
他指出，虽然全球的可再生能源投资比前些年减少，新兴经济体的投资却在2018年再次超过全部投资的一半。2018年可再生能源工业在全球提供了大约1100万直接或间接的就业，发展态势很好。有些投资者已经宣称将为支持能源转型增加投资，或减少在被认为风险高的领域投资－例如减少煤矿资产的融资。不过这些市场信号截止目前还不足以引起大规模资本重组。
此外，可再生能源项目的融资方式选择更多了，除了政策性的帮助外，也包括了不同的财务风险管理工具。这会使可再生能源项目融资更多，但也会使项目更复杂，同时使融资成本上升。
2018年可再生能源的企业采购量增加了一倍以上，这是由于能源密集型行业的一些大型工业集团正在支持可再生能源项目以削减成本和增加收入，他们的举措包括建造在地小型发电厂或与多年打交道的大型电力公司谈判，选择可再生能源通常是由于其成本下降和环境效益。
雄心勃勃的政策和政策法规创造了有利的竞争条件，使可再生能源能够替代碳排放能源。越来越多的城市和国家正在采购或宣布将会100%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冰岛和挪威已经实现所有电力来自可再生能源。其他国家如哥斯达黎加、吉布提和瑞典已经设定目标在电力行业实现100%可再生能源。有报告指出在2018年底，全球至少100个城市的电力70%或以上来自可再生能源—包括奥克兰（新西兰）、达累斯萨拉姆（坦桑尼亚）、内罗毕（肯尼亚）、西雅图（美国），更有超过40个城市完全使用可再生能源电力。
但是，能源投资的前景并不令人宽心。有大量的能源投资正在进行中或已列入计划。根据国际能源署的数据，到本世纪中叶，全球计划进行的能源投资至少95万亿美元。然而，向低碳经济的转型还不够快。
很显然，问题不再是可再生能源解决方案的相对成本，也不是资金的可用性。而是这些投资计划和相关活动并不总是指向气候保护、清洁和可再生能源。仍然有太多的能源投资流向化石燃料的能源系统。
相反，问题在于投资化石燃料仍可获得丰厚的利润。对大型石油天然气公司投资仍可产生可观且相对安全的回报。许多新的大规模油气投资项目通常比小规模、细碎的可再生能源项目更适合大型机构投资者的需求。
化石燃料能源的负面外部性已被承认，但在政策或价格上仍未被充分纳入考虑，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化石能源的长期或更直接的后果。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以这种那种形式引入碳定价，但截至2018年，只有44个国家政府，21个州/省和7个城市实施了碳政策，仅覆盖了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的13%。消费者价格仍远远低于消除价格扭曲和引导需求减少的要求。
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投资回报因公共补贴被人为夸大，而公共补贴仍在价值链的不同层面上持续提供。此类补贴通过降低原本必须由项目承担的成本使这些能源项目在商业上可行；他们将消费价格降低到可以抑制需求的价格水平以下；它们提高了投资的净收益，鼓励继续将投资化石能源，从而减缓了投资流向可再生能源。
虽然能效措施在减少几乎所有技术过程的能源消耗方面都非常成功，但总体能源需求仍在上升。很多发展中国家都需要获得成功政策的相关知识和信息，以实施和利用最高效的技术，直接迈向现代高效的能源供应。
但是，除电力供应外，可再生能源目前在供热、制冷和交通运输中的作用要小得多。这是一个大问题，因为这些行业要占到全球能源需求的80%以上。
他认为，能源转型确实正在进行中，但是既不广泛也不迅速。那么可以采取什么措施来加快速度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 政府如何利用公共政策来影响不同类型能源投资的激励措施和回报、未来能源政策走向的可预见性和当局如何影响能源投资的融资条件。碳定价和减少补贴是公共政策问题，而不是市场问题。因此，政府可以提高碳价（征收碳税、消费税和其他税费），使清洁可再生能源处于更有利的地位。
补贴改革应首先着眼于取消那些会催生新增化石能源投资的补贴，把节省下来的资金用于资助那些正在转型过程中、因取消补贴受到影响的地方。这可能包括对可再生能源就业的培训/再培训；为使用可再生能源的家庭提供激励计划（特别是在电力设施欠缺的地区鼓励人们使用分布式电力解决方案）。
正如中国和丹麦所展示的那样，GDP与能源增长脱钩是可行的，应通过加大能效投资来减少能源的总体需求。
增加在供暖、制冷和交通运输中使用可再生能源的政策力度至关重要，因为这些行业占全球能源需求的80%以上。建筑法规中更严格地规定能效要求也会推动改善领域这一关键领域的能源需求。
他进一步认为，未来能源政策走向应更稳定在推动投资向可再生能源的转移。一项清晰的国家能源战略，设定明确路径履行巴黎协议，制定更高目标增加可再生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比重，这将推动资本配置向可再生能源的更快转移。（文/王珊）
